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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問：應不應該公開嫌疑人的身份信息？

公開資料顯示，韓國其實早在十年前就建立了性罪犯者的信息披露機制。

2010年，韓國修訂《性暴力犯罪處罰等相關特例法》，可公開重犯身份。同年，韓國國會通過《化學閹割法案》后，韓國女性與家庭部公開首批10名20至50多歲對13歲以下兒童實施性犯罪者的信息和照片。后來又添加了針對成年人的性犯罪者。

只需通過網(wǎng)站的成人驗證，就可以看到性犯罪者的照片、姓名、年齡、身高、體重、住址等基本信息，但不能截圖傳播。信息公開時長根據(jù)判決嚴重程度有所不同——最少10年，監(jiān)禁時間越久，信息公開時間越長。

不過，彼時的法律僅限定在已經(jīng)定罪的性犯罪者，沒有任何條款規(guī)定可以公開嫌疑人的身份信息，直到《性暴力犯罪處罰等相關特例法》的實施。

韓國《性暴力犯罪處罰等相關特例法》第25條規(guī)定，檢察官和警察有充分證據(jù)相信性暴力犯罪嫌疑人實施了犯罪，并且只涉及保障公眾的知情權、防止累犯和預防犯罪等公共利益。在必要時，可以公開嫌疑人的身份信息，例如長相，姓名和年齡。

警方正是依據(jù)這一條，決定公開趙主彬的照片和身份信息。

不過，每次大案要案的出現(xiàn)，都伴隨著是否應該公開嫌疑人身份信息的爭論，去年公布“素媛案”嫌疑人的照片是如此，此次的“N號房”事件亦是如此。

“這個問題沒有絕對的答案，是一個流變的過程”，北京師范大學網(wǎng)絡法治國際中心執(zhí)行主任、中國互聯(lián)網(wǎng)協(xié)會研究中心秘書長吳沈括對南都記者表示，現(xiàn)在韓國民眾對于趙主彬的憤慨程度極高，所以公開他的身份信息沒有太大問題，但再過幾十年，如果民眾有了不一樣的認識角度，可能就不會公開了。

他指出，從理論上來說，對性犯罪者和對犯罪嫌疑人的披露是不一樣的，如果響應民眾呼吁，等于把社會防衛(wèi)提前了。“突發(fā)事件實際上對民眾的階段性心理傾向會產(chǎn)生非常強烈的刺激”，他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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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問：誰有權公開嫌疑人的身份信息？

盡管《性暴力犯罪處罰等相關特例法》的相關規(guī)定中并不包括媒體，SBS電視臺卻早于警方，先一步公布了趙主彬的身份信息。

對此，SBS在相關報道中表示，“這是針對青少年的殘酷性犯罪，是一種會給受害者留下不可挽回的傷疤的嚴重犯罪。因此我們決定將嫌疑人的長相和姓名跟獨家報道一起發(fā)布，以防止進一步傷害，并找出其他尚未發(fā)現(xiàn)的犯罪以協(xié)助調(diào)查。”

南都記者梳理發(fā)現(xiàn)，這在韓國并非首例。

2019年4月24日，“素媛案”嫌疑人趙斗淳的長相也是由韓國MBC電視臺率先公開，節(jié)目組稱“反復思考后認為國民安全大于罪犯肖像權”。在案件發(fā)生的2008年，韓國公開特定暴力犯罪嫌疑人面部的法規(guī)尚未出臺。

“素媛案”兇手趙斗淳。圖自網(wǎng)絡

吳沈括指出，這要看韓國法律對媒體是否有相關限制性要求。“目前我沒有看到有意見主張說韓國媒體做法不符合法律，倒推來看的話，應該沒有明顯直接的違法性”，他說，可以認為媒體從公共利益保護的角度“做出了自己的價值選擇”。

北京市環(huán)球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孟潔則認為，警方公布信息時需要依據(jù)相應的法律，信息范圍被嚴格限定在姓名、年齡和長相之內(nèi)；而媒體在獲取的信息有限且無法保證準確性的情況下，批露過多個人信息，也是對嫌疑人權利的侵犯，還容易殃及其他人。

比如媒體就公開了趙主彬就讀的學校。她提到，這可能會連累他的同學被“人肉”，影響他們的聲譽，或者打擾到他們的正常生活。“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平衡。雖然媒體的初衷可能是提前保護民眾的安全，但是同時也要考慮到嫌疑人的權利。“

“此外，媒體獲取信息的渠道也難以保證，可能是記者‘人肉’出來的，也可能是通過警方的內(nèi)部關系獲知的”，孟潔指出，一旦來源出現(xiàn)問題，媒體公布的內(nèi)容可能也未必完全準確，反而可能對嫌疑人的名譽造成損害。

“這個尺度的把握應該不在媒體本身，對吧？”因此，她認為，案件的口徑和發(fā)布點還是應該以警方為主。她表示，在審判還沒進行之前，媒體提前公布嫌疑人信息可能會形成事前輿論，進而干擾審判，可能造成司法不公正。

采寫：南都記者蔣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