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華社南京12月12日電 題：不容否認！新增文物860件（套）實證南京大屠殺

新華社記者蔣芳、邱冰清

今年12月13日是第十個國家公祭日。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各類藏品總量已達19.3萬件（套）。

自2014年設立首個國家公祭日以來，紀念館新增860件（套）文物，其中一級文物63件（套）、二級文物204件（套）、三級文物593件（套）。文物無言，歷史有聲。記者從新增文物中選取四件，還原歷史真相，警醒國人勿忘國恥。

南京保衛(wèi)戰(zhàn)最后一道堅守作戰(zhàn)命令

這是一份成文于1937年12月11日24時，有關“死守南京”的作戰(zhàn)命令——“衛(wèi)參作第44號”命令。該命令由當時南京衛(wèi)戍司令長官唐生智向教導總隊隊長桂永清下達，右上方加蓋有“南京衛(wèi)戍司令長官關防”章。

“衛(wèi)參作第44號”命令。受訪單位供圖

作戰(zhàn)命令上，唐生智要求第八十三軍和第八十八師、第八十七師、第七十四軍“固守”光華門等區(qū)域陣地，并嚴令“非有命令不得放棄違者按連坐法治罪”。然而僅一天之后即12月12日，唐生智奉蔣介石命令下達守軍撤退令。守軍各部因撤退失序，多數滯留城內，被日軍大量屠殺，損失慘重。

該文物由日本友人巖松要輔于2007年在日本佐賀縣唐津市一家書店里發(fā)現，并于2017年3月底捐贈給紀念館。與該文物一同捐贈的，還有教導總隊的作戰(zhàn)計劃、口令、防御工事說明等原始文件。

“完整的作戰(zhàn)命令文本十分稀缺，這份史料使我們對衛(wèi)戍長官司令部所發(fā)作戰(zhàn)命令的數量、指揮模式及撤退前的部署，有了清晰了解。”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孫宅巍說。

蓋有“極密”印章的侵華日軍戰(zhàn)斗詳報

已經泛黃的封面上，“極密”印章尤為顯眼，這是一份《自昭和十二年（1937年）十二月九日至十二月十三日 步兵第三十三聯(lián)隊 南京附近戰(zhàn)斗詳報》。

負責征集這份戰(zhàn)斗詳報的日本愛知縣圓光寺住持大東仁說：“戰(zhàn)斗詳報是日軍的官方記錄，是當時、當天記錄下來的日志，非常可信。日本有一部分人不承認有南京大屠殺的事實，但這就是鐵證！”

史料顯示，日軍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三十三聯(lián)隊于1937年12月10日抵達南京東郊，在紫金山附近與中國守軍展開激戰(zhàn)；13日，占領天文臺、太平門，在太平門附近屠殺了約1300名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……

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衛(wèi)星認為，這份戰(zhàn)斗詳報來自直接參與進攻南京并實施大屠殺的日軍主要部隊，記錄了作戰(zhàn)命令、戰(zhàn)斗經過、戰(zhàn)地日志等。從日方視角印證了南京保衛(wèi)戰(zhàn)之慘烈，反映了中國軍隊付出的重大犧牲。

南京審判日本戰(zhàn)犯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的印章

1946年2月，中國設立南京審判日本戰(zhàn)犯軍事法庭，史稱“南京審判”。南京大屠殺案主犯谷壽夫被引渡到南京接受審訊，最終被判處死刑。

該法庭判決書顯示：“計于中華門花神廟、寶塔橋、石觀音、下關草鞋峽等處，我被俘軍民遭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并焚尸滅跡者，有單耀亭等19萬余人。此外零星屠殺，其尸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15萬余具。被害總人數達30萬人以上。”

當時，擔任該法庭庭長的就是石美瑜，在谷壽夫判決書上，也蓋有他的印鑒。

2004年，石美瑜的兒子石南陽將石美瑜自存的谷壽夫判決書底稿、部分日本戰(zhàn)犯的審判筆錄等文物，捐贈給了紀念館。2017年，石南陽又將石美瑜在判決書上使用的印章捐贈給了紀念館。“父親最后一次使用這枚印章，就是南京審判。”石南陽在捐贈儀式上說。

報道日軍“百人斬”暴行的美國報紙

“根據《東京日日新聞》報道，兩名日本軍官比賽看誰能先殺死100名中國士兵，結果都殺了超過100人，雙方打平殺了106人，他們又同意重新比賽殺到150人為止，12月6日是89比78，12月1日是56比26。”這是1937年12月14日發(fā)行的《芝加哥每日論壇》中，一篇有關兩名日本軍官進行“百人斬”殺人競賽的報道節(jié)選。

1937年12月14日刊發(fā)的《芝加哥每日論壇》(節(jié)選)。受訪單位供圖

在1937年12月6日發(fā)行的《紐約時報》中，也登載了有關日軍“百人斬”殺人競賽的報道。報道稱，來自上海前線的一份電報詳細介紹了兩名日本軍官之間的一場比賽，看誰先殺死100名中國人。年紀分別為25歲和26歲的日本軍官把賭注壓在了這項“成就”上。

1937年12月6日刊發(fā)的《紐約時報》(節(jié)選)。受訪單位供圖

這兩份報紙由美籍華人魯照寧捐贈。“百人斬”殺人競賽是日軍殘酷暴行的典型案例。這種罪惡行徑不僅是殺死中國人，更是以虐殺為樂，充分暴露侵略者的本質。江蘇省行政學院教授楊夏鳴認為，西方媒體的相關報道，具有重要的史料、文物和展陳價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