省會城市作為所在省份中心城市，往往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資源，經濟發(fā)展也比較快。不過在不同的地方，省會城市在全省的占比有就存在很大的不同。大體上，中西部的省城強勢度特別高，而東部不少省城的占比較低。

11省的省會經濟占比超30%

如果一個省會經濟占所在省份的三成以上，那么可以視作省會的強勢度較高。《第一財經日報》通過對27個省份(不含直轄市)的省會2015年GDP占比統(tǒng)計發(fā)現，有11個省份的省會占比超過了30%。

這些省份主要位于中西部，一部分是經濟總量較小、人口較少的省份，如寧夏、青海、西藏，地廣人稀，總人口均在千萬以下，人口和經濟都主要集中在省會城市。東部的海南，作為1988年才成立的省份，總人口也才910萬，僅有4個地級市，所以省會占比也比較大。

另一部分則是一些經濟總量較大的中西部省份的省會，如武漢、成都和西安，這幾個城市均為傳統(tǒng)計劃經濟時代的大區(qū)中心，聚集了整個大區(qū)最好的教育、醫(yī)療等資源，比如華中開頭的大學基本集中在武漢、西南開頭的大學有相當大一部分在成都，西北開頭的大學大多數在西安。這些城市具有對周圍地區(qū)強大的輻射力和吸附能力，在所在省份的強勢度相當之高。

東北的吉林、黑龍江的省會長春和哈爾濱的城市經濟規(guī)模也比較大，作為副省級城市，這兩個省會的占比均達到了38%。

一些中西部省會占比盡管沒有超過30%，但也都超過了25%，比如長沙達到了29.3%，昆明為28.94%,烏魯木齊為28.74%，貴陽也達到了27.53%。

貴州省社科院教授胡曉登對《第一財經日報》分析，中西部的省會城市大多是省內單極核心城市，各種公共資源包括交通、醫(yī)療、教育等資源都集中在省會城市。

正因為如此，在2008年以后沿海產業(yè)向中西部轉移的過程中，中西部省會城市往往成為大型企業(yè)布局的首選，比如富士康就先后布局武漢、貴陽、鄭州等城市。畢竟對大企業(yè)來說，便捷的交通是企業(yè)布局的重要因素。在中西部，只有省會城市才有大中型的機場、豐富的航線，在近十年來的高鐵大發(fā)展中，省會城市也往往是區(qū)域的樞紐。

以鄭州為例，中國民航大學航空運輸經濟研究所所長李曉津說，鄭州圍繞空港經濟區(qū)給富士康做配套，富士康主要做手機，手機的時效性很強，用飛機運輸很有優(yōu)勢。鄭州空港經濟區(qū)剛好抓住了產業(yè)梯度轉移的時機，是空港經濟區(qū)建設中一個很好的例子。

對大型企業(yè)是如此，對優(yōu)秀人才來說也一樣。沿海北上深這幾個一線城市生活壓力太大，但要回到家鄉(xiāng)的話，又不可能去三四線城市，因此省會城市就成為首選。在信托行業(yè)工作、來自湖北鄂州的李小姐在武漢讀完大學后曾到上海工作幾年，前幾年回到了武漢，“基本上我們這行業(yè)也只有武漢才有較多機會。”

另一方面，隨著高鐵、城際鐵路、城市軌道交通的建設，中西部省會城市對周圍中小城市人口的吸引力也越來越強，省會城市逐漸成為主要的人口流入地。以武漢為例，目前武漢的到周圍的咸寧、鄂州、孝感等城市均有便捷的城際軌道相連，加上武漢市內逐漸便利的地鐵線與動車站相連，武漢與周圍的聯系越來越緊密。

來自鄂州的楊先生說，一到周末，大量的鄂州人會跑到武漢來消費，周日下午坐城際列車回去。“這對我們鄂州的商業(yè)消費產生了較大的沖擊。”

在這種情況下，中西部的不少省會近年來的占比不斷提高。例如，相比2010年，武漢占比從34.9%提高到36.9%，成都從32.85%提高到35.88%;貴陽從24.42%提高到27.53%，合肥從22.04%提高到25.72%，省會城市明顯跑贏了非省會城市。

當然也有少部分省會過去5年的占比不升反降，這些省會有西安、昆明、濟南等。